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分别涉及企业内部与外部运作中缺之不可的要素。总的来说，公司治理需要讲究效率，而企业社会责任则讲究社会公正。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探索企业与外部社会群体的关系，而公司治理结构则主要研究公司的内部事务。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公正对待受到企业影响的群体，而公司治理结构往往试图解决企业内部管理的效率问题。
　　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所构成的挑战，如何同时履行国际贸易与人权公约所构成的挑战，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两种挑战都源于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论断，以及分别负责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的专门人员之间缺少沟通和合作。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往往被广义的公司法所涵盖，因此，这种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在企业事务中体现得不十分明显，但是这种冲突却意义深远。本文作者将从选择性适用与体制能力的模型出发，探讨中国在协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与公司治理结构中所面临的规范设置与组织结构方面的挑战。本文拟以规范设置与组织结构为视角，再加以中国当地的事例，分析制定能够平衡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与公司治理结构之规范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障碍。本文亦为协调履行公约理论提供一个案例分析。
　　一、协调履行公约
　　平衡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构，在当今全球化以及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加的世界中，显得至关重要。它所面临的挑战和同时履行国际贸易与人权公约的挑战有许多相似之处。国际学术与政策讨论已经为理解并制定国际贸易与人权政策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建立基础的规范与机构，国际贸易与人权公约可以同时履行，这就对学术以及决策界中把贸易与人权分别开来并认为它们有可能互相排斥的看法形成了挑战。{1}
　　国际贸易体系以欧美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为中心。这种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从人类平等与自然法的观点出发，主张政府是贯彻公众意志的工具，不应该主动干预社会经济关系。{2}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贸易准则中有所体现，比如有关透明化的条款（《关贸总协定》第10条：政府有责任公开贸易法律法规），有关国民待遇以及反歧视待遇的条款（《关贸总协定》第3条与第13条：避免地方产业保护的责任），以及有关减少或废除贸易壁垒和贸易补助的规定。{3}以上规则都肯定了自由主义原则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最大化地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限制别国的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等妨碍本国的自由竞争，以促进效率的提高。{4}
　　国际人权标准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公正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念的结合。《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5}中的人权标准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的重要性和保护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重要性的结合。虽然有种种努力试图把以上权利归纳成一套统一的、无区别的标范，但是，仍然有旨在保障以上权利得以实现的政治行为，这就表明各国在各种权利的重要性以及行使先后的议题上没有形成共同意见。{6}然而，行使各种权利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追求社会经济公正这个共同主题的存在。
　　国际贸易与人权的讨论在针对效率与公正作为规范的重要性问题上既存在明显的分歧，又有相通之处，互相影响。比如，贸易自由化的规定限制政府补助新兴行业，这就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规定所引发的人权问题产生影响。人权保护对卫生、环境保护等做出的规定可能对各国为提高生产力而在贸易方面做出的多边努力产生影响。这种协调同时也会影响政府对贸易与人权问题的政策制定。贸易与人权产生的影响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十分有必要深入研究协调履行国际贸易与人权公约标准应具备的条件。在学术研究的带动下，关于协调履行国际贸易与人权公约标准的政策提议可以就促进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广泛国际合作提出一系列的理想措施。
　　虽然探索协调履行国际贸易与人权公约标准的必要性已经得到认可，{7}但是，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还很缺乏。{8}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当地解读并执行国际贸易与人权标准中起核心作用的官员、法律专家以及经济政治上层人物之间差异很大，{9}他们既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所在的各机构之间又不相互接触。{10}这种根深蒂固的机构设置往往限制了有可能促进协调履行各种公约的方法的发展。在贸易与人权目标的含义与作用上的分歧也对当地为协调履行公约而做出的努力产生了不良影响。{11}比如，履行国际贸易有关生产活动的准则往往强调消费、{12}当地商业模式{13}以及对针对私有企业的金融与政策方面优惠的依赖，{14}但是，这又常常与当地的人权状况和政策脱节。关于私有财产与贸易自由化的国际争论往往对当地改善人权的手段起抑制作用。{15}同样的，关于人权的讨论也常常把国际贸易准则与机构看成是不可能促进人权发展的绊脚石。{16}
　　更好地协调贸易与人权方针将有利于建立更多的国际机构来有效地协调国际贸易与人权准则的贯彻，这对国际法改革至关重要。{17}因此研究协调履行国际贸易与人权准则应具备的条件，尤其注重对隐含的效率与公正的标准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国际贸易与人权公约的履行将有利于加强贸易与人权关系更广泛的合作，出现贸易的扩大促进人权状况的改善，人权状况的改善促进贸易发展的喜人局面。这种平衡还将对安全、气候转变、资源、科技政策等其他国际公约的履行起深远的意义。因此，深入了解如何协调履行国际贸易与人权标准对防止和避免国际争端，对减少国际合作中摩擦有巨大的价值。
　　中国在贸易自由化与改善人权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承诺，因此，广泛研究协调履行各种公约规则应具备的条件在中国有特殊的应用价值。比如，中国已经面临许多分别来自贸易与人权领域的双边争端，也出现了来自其中一个领域的争端威胁到另一领域正常发展的情况。{18}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的前景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通过更好地认识在中国当地协调履行贸易与人权公约标准的潜在可能性，我们期望可以进一步了解在这个重要地区的政策制定中所形成的挑战。了解在中国将贸易与人权方面的对立的政策与政治机构统一起来的潜在可能性还有助于消除各机构对权力与资源的竞争。这种不良竞争对在国内外建立共同目标与合作的努力起抵制作用。贸易与人权公约政策的平衡还可以帮助中国应对在履行各种贸易与人权公约条例中出现的挑战，鼓励贸易与人权在政策与实务中的协调。因此，集中研究当地政府机构体系如何协调效率与公正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将如何应对广义上的贸易与人权标准的协调问题，致力于中国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政府体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尤其有指导意义。
　　二、中国商法中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例
　　中国的商法既强调市场效率又强调社会经济公平性。针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政府监督机制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中任何一种领域的法规实施都反映了规范设置与组织结构的互动。
　　1．公司治理结构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对有限责任这一经济运行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19}《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公司必须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中国政府还制定了有关企业决策的具体法规，进一步充实了以上立法。《公司法》第17条规定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公司还必须加强公司职工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许多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政策与法规都有加强企业决策能力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规定，而且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更涵盖了对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由此可见，《公司法》第二章中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普通法体系中的私人控股公司，以及德国民法体系中的有限责任公司（Gesellschaft mit beschrankter Haftung）类似。《公司法》中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与普通法系的上市公司以及德国民法体系中的股份制公司（Aktiengesellschaft）类似。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法》第34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权利则相对有限，大部分限于查阅公司档案与资料。股东会的授权极大地扩大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的权利。根据《公司法》第38条和第100条的规定，股东会有权行使许多有关企业治理结构的权力：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20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公司法》第21条）。由此可见，虽然股东在表面上被授予了管理公司事务的重要权力，但在公司本身利益至关重要性的驱使下，这些法规其实更倾向于让股东服从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的决定。
　　《公司法》授予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极大的公司决策权。根据《公司法》第47条和第109条的规定，董事会可以行使以下权力：
　　（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公司董事必须避免损害公司（《公司法》第21条）。公司董事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与行政法规，但他们主要的职责是保护公司利益，提高公司利润。同样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公司法》第125条）。为了提高公司董事履行对公司负有的受托责任的能力，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还增加了有关设立独立董事的条款（《公司法》第123条）。政府还正在考虑针对中央企业设立相似的法规。{20}
　　依照德国公司法的模式，《公司法》还规定设立监事会来监督董事行使职权（《公司法》第52条）。股份有限公司必须设立监事会，而有限责任公司则可以不设监事会（《公司法》第52条，第118条）。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具体权力包括：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本、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
　　（六）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
　　（七）对益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公司法》第54条，第119条）。
　　监事会增加了对公司事务的独立监督，对外部董事是一种补充。监事会拥有独立与具体的角色，完全有能力起到更强的监督作用。相比之下，独立董事则仍然局限在董事会制度之中。虽然目前只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建立监事会制度，将来这项要求的范围有可能会扩大。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在董事会的授权下行使包括以下有关公司事务的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公司法》第50条，第114条）。
　　除了必须遵守法律，社会与商业道德的总规定（《公司法》第5条）外，经理的职责受制于董事会对公司事务的解读与决策。因此，无论对股东、董事、监事，还是经理来说，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事宜都主要取决于维护公司利益和保护股东利益的考量。公司运转与治理的重要决策集中于效率和投资回报上，这与国际上主张财产和合同自由权利的自由主义模式总的来说是一致的。{21}
　　中国证监会200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2}扩大了对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这是对公司治理制度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的回应。这项由证监会与国家经贸委共同颁布的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建立能够保障股东行使所有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系。准则尤其要求公司的治理结构“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上市公司应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以满足《公司法》关于股东有权查阅公司信息的要求。{23}
　　根据证监会的规定，股东有权通过诉讼的手段保障他们的权利。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侵犯股东合法权益，股东可以提起要求停止上述违法行为或侵害行为的诉讼。这项规定与《公司法》第20至第22条有关允许赔偿公司损失，允许股东以法律手段请求撤销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的规定是相符的。《公司法》第22条尤其规定了股东可以请求法院撤销董事会或股东会做出的非法或错误的决议。中国2005年修改的《证券法》也规定违反信息披露等证券规定负有民事责任，但是必须先由证监会、财政部等对该虚假陈述作出行政处罚。{24}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的一项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诉引发的民事赔偿的规定限制了股东对地方法院提出诉讼。{25}随着地方法院对限制的放松，股东提出衍生诉讼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6}股东就公司破产索赔提出诉讼的限制也逐渐放松。在2009年9月召开全国法律工作会议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通知。{27}最高人民法院强调采取公平的原则，保障债权人、股东、员工以及其他社会利益的平衡。
　　总而言之，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法规主要强调公司内部对股东的责任。虽然证监会的规定也照顾到了公司外部债权持有人查看公司信息、参与公司事务的利益，最主要的法律与监督体制还是集中于保护公司内部人员的权利。这种对内负责的重心是以提高利润和投资汇报为主要目的的。中国以及与中国类似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针对效率和符合国际贸易体系的自由化观点而设立的。这就为建立规范、实现公司法下的公众利益设置了障碍。而对实施机构而言，他们是否有能力满足《公司法》中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也具有不确定因素。{28}
　　2．企业社会责任
　　与以内部负责制为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说是对公司外部的负责。国际上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倾向于强调这是企业自发的行为准则，但是这种讨论的结果经常只是抒发理想的劝谏，而无法增进平衡运作J29}中央与地方各级都设立了推广最佳企业行为的机构，这就显示中国已经对企业社会责任给予了很大的关注。{30}中国的监督机构越来越强调把正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颁发企业执照的必要条件之一。民间也发起活动，呼吁企业遵守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在以下三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劳资、卫生保健以及环境。
　　(1)劳资关系
　　中国企业私有化的政策似乎存在着日益追求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倾向，使得中国工人的劳动环境在90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现了局部恶化，{31}有些情形一直延续至今。{32}劳资纠纷呈增长趋势，给中国劳资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03年有58000件扰乱治安罪在公安局立案，2004年这个数字达到了74000，而2005年则增加到87000。{33} 2008年末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工厂关闭，加剧了社会动荡的忧虑。2008年登记在案的抗议事件大约有170000起。{3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可以窥见保护劳动者权利与巩固政府控制之间的紧张关系。{35}
　　《劳动法》给劳动者权利提供了许多具体的保障，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以及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同时《劳动法》也规定了劳动者应尽的义务，其中包括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官方评论起初认为《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进行了完整的规定，{36}劳动者享受的权利无法超出《劳动法》的范畴。{37}因此，正如中国的《宪法》{38}规定公民在某些条件下享受民权和政治权，《劳动法》也将劳动者权益限制于对权力机构的服从。
　　《劳动法》中关于工会、集体协商以及解决纠纷的立法体现了对最高国家权力的保护。《劳动法》效仿中国工会法律体系{39}，巩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制度作为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手段的地位。{40}根据《工会法》的规定，所有当地的工会都必须接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41}《工会法》还规定共产党干部可以担任工会领导。公司管理层也可以成为工会的一员，这就进一步削减了工会独立行事的能力。{42}政府成为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唯一保护者，这一主题思想导致舆论界担心《劳动法》提供的有限保障得不到有效实施。{43}
　　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尽管工厂的劳动环境仍然没有改善，人们仍认为中国具有优越的发展模式。{44}但是，随着工人抗议拖欠工资、劳动环境恶劣等不良劳动条件的强度和次数逐渐增加，工人权益如何充分保护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明显。{45}
　　2008年最新颁发的《劳动合同法》确立了许多重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比如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遵守立法中关于工作时间、支付加班费、劳动条件的规定以及违反法律应负的法律责任。{46}这项全新的立法给更好地落实对工人权益的保障带来了希望，但是正如国外对新举措持怀疑态度的某些商界人士所指出的，无法一视同仁地贯彻劳动者权益立法的可能性仍然很大。虽然《劳动合同法》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制定有关发展与国际人权标准的规范方面存在着互补，潜在的落实规范的困难则反映出来自制度能力的挑战。{47}
　　(2)医疗卫生
　　2009年1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医疗改革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方案从2006年就开始酝酿，并且经历了广泛的跨部门讨论和公众反馈。{48}这项方案进一步扩大了于2002年推出且在2003年SARS病毒爆发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对医疗卫生系统改革持批评态度的重要报告，指出患者承担的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百分比从1978年20％激增到2005年52％。该报告公开不久后，国务院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负责草拟一项新的医药卫生改革方案。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居民个人在医疗费用上的消费比重在1980年至2007年间翻了一番，从21.2％上升到45.2％，而同期政府在医疗费用上的投入则从36.2％下降到20.3％ 。{49}医药卫生体制的目的就在于由国家对个人医疗费用提供补助。
　　2007年中国推出了一项针对城市居民的全面医疗保险制度，而农合制也在2006 ～2008年间持续发展。2008年秋，政府推出了草拟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2009年1月这项方案在国务院通过，{50}并于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在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采纳。{51}同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颁布执行。{52}该方案的目标是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政府补助；继续扩大社会医疗保险，争取到2011年底全民覆盖率达到90％以上；农村居民及其他弱势群体将得到重点保护。该方案还以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的名义对医药制度进行了改革。在今后三年内，医药卫生改革的重点包括扩大针对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报销农民工异地就医的费用、增加农村的医生和卫生所的数量，并对药品流动定价的机制进行改革。
　　该方案还承诺三年内在农村建立2000所县级医院和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53}在城市兴建、改造3700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000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在不发达地区成立2400所卫生室。2009至2011年政府还将为乡镇卫生所以及城市社区医疗机构提供190万个培训项目。
　　2009年4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强调健康权属于人权范畴，并且重复了政府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再次强调政府建立全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决心。{54}然而，虽然社会各界对建立扩大的医疗卫生服务覆盖范围的决定取得了一致意见，经费和运作资源是否充足仍不明朗。
　　(3)环境保护
　　中国环境方面的挑战早已显而易见。{55}经济发展的压力加深了水资源缺乏、洪水、污染等问题的恶化。官方统计数字表明由于经济增长和缺乏监管，中国70％河流和50％海洋地带遭到了污染。{56}空气污染也对中国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国石化燃料的排放上升了9倍，空气污染严重，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16个。{57}森林和草地资源的退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侵蚀问题也很严重。{58}中国的自然资源已经不足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自然资源保护迫在眉睫。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是受经济增长方式带动的，因此对政治决策和监管能力都会产生影响。{59}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已经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环保的规章，把环境问题融入关于发展的政策讨论，在增强环保意识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中国政府敦促在“清洁发展”{60}的环境问题上展开合作，加大开发清洁科技的合作和努力。{61}温家宝总理也强调可持续发展和阻止环境恶化的重要性。{62}国务院2006年环保计划把重心放在可持续发展上，并要求对地方干部的评估应包括有关环保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绿色GDP”。{63}种种有关保护水资源、保护自然资源和节能的政策都表明中国的环保意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中国已经确立了到2010年把能源消耗降低20％的目标。但中国是否有能力达到这一目标还不十分清楚。{64}有关再生能源的立法将起到促进作用，但正如其他监管措施一样，落实是个难题。{65}
　　中国已经颁布了许多关于环保的法律法规。探讨水流、自然资源、能源等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的相关立法（《宪法》第9条）。对水流、资源以及能源的有效管理取决于政府监督系统与机构是否有效。虽然水流、资源、能源以及控制污染的相关立法表明政府支持建立规范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环保等理念的实现，但是这些规范的贯彻参差不齐。政府中经济发展、交通、农业、水利和工业等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会考虑到环境因素，一些主要城市也在制定当地政策中强调环保，{66}但是监管部门对环保要求的实施却与政策上的重视不相符。{67}
　　劳资关系、医疗卫生以及环境保护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以上三大领域都可以追溯到当地对规范的选择性适用，从而导致了政策重心与资源分配的冲突。同样的，在贯彻和实施各种手段和制度的过程中出现的挑战也表明各组织结构的制度能力存在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机关的措施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私营机构的参与必不可少。因此协调政府与私营机构的行为，有效解决劳资关系，医疗卫生以及环保等问题是当务之急。这将给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帮助企业从自发对社会负责转变到真正意义上的履行社会责任。
　　三、协调的手段
　　中国《公司法》和《证券法》中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法规与政府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取向看起来似乎反映了效率与公正这两种存在冲突的当务之急。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对内负责的倾向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对外负责的倾向截然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引发的公正问题的讨论与重视效率的《公司法》体系产生冲突，而纵观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中的政治经济权力的角力，似乎政府决策的重心是以效率为目的的公司治理结构压倒以公正为目的的企业社会责任，{68}这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从选择性适用学说的角度来看，针对规则的看法在当地解读立法语言与准则中发挥重要的作用。{69}因此，效率这一标准对社会施加的压力就会限制《公司法》中有关社会责任与商业道德的条文法规得到严格的实施。从制度能力理论的观点来看，监督部门在劳资、卫生、环境等领域有效地鼓励、监督社会责任的能力常常受到政策意见分歧、地点、不当监管手段、组织纪律缺乏这些因素的不良影响。{70}舆论界里甚至存在观点认为效率与公正构成的冲突是对共产党领导地位最大的挑战。{71}
　　合同立法是保证同时满足公司治理结构效率的目的和企业社会责任公正的目的的手段之一。无论是合同的订立还是合同的履行，公司的决策都必须符合《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72}根据《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包括合同在内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包括合同在内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法》第一章（第1 ～8条）对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做了一般规定。第5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6条规定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第7条规定合同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情形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第58条相呼应。按照中国法律，所有合同必须遵守以上规定才能生效。
　　以上法规的执行将有利于贯彻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般性要求。由此可见，除了通过企业自发行为以及政府对劳资、卫生权益以及环保的监管行动以外，执行合同法规也可以促使企业做出与公司治理结构直接相关并与企业社会责任一致的决定。有关合同的企业行为主要是涉及合同双方的私法的范畴，遵守合同不必仅仅依靠政府监管机构，这就有可能避免在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的过程中出现制度能力方面的困难。{73}同样的，由于合同双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想要的标准作为合同条款确定下来，那些想从劳资、卫生、环保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获利的民事、经济当事人就更有可能从合同另一方取得切实获利的承诺。合同从根本上是一种民法的手段，它赋予经济、民事当事人平衡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权利，这种手段有可能是对政府监管机构职能的有效的补充。
　　四、总结
　　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和平衡贸易与人权政策及事务中出现的冲突有类似之处。《公司法》体现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强调股东的利益以及董事、经理的问责制，但这些都是通过诸如投资回报、利润率等商业利益来衡量的。企业社会责任所关心的主题与广大社会相关，包括劳资管理、医疗卫生以及环境保护等重要议题。虽然公司追求效率的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中必不可少的公正的原则常常在实践中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执行《公司法》有关公共利益的标准来判定合同的效力，这样就可以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行为有助于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Se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Draft Eighth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Committee（Rio De Jenairo, 2008）；Edith Brown Weiss, John H. Jackson, and Nathalie Bernasconi-Osterwalder, ed. Reconciling Environ-ment and Trade (2d ed.)(Leiden:Martinus Nijhoff, 2008).
{2}See Will Kymlicka, Liberalim, Community and Culture Oxfrod: Clarendon Press, 1991；Roger Cotterell, The Politics of Jurisprude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Agnes Heller, On Formal Democracy in John Keane, ed.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8)；and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3}Se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in Basic Instruments and Selected Documents (BISD)；J. H. Jackson,World Trade and the Law of GATT（1969）；F. Stone, Canada, the GATT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1984）．
{4}See Bartram S. Brow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rder,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4 (1994), pp. 347～406．对这一观点表示质疑；关于对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走向中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参见Benjamin J. Cohen, Crossing Frontiers: Explo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Westview, 1991）。
{5}Se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UN GA Resolution 2200A (XXI)(Dec. 16, 1996)；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UN GA Resolution 2200A (XXI) Dec. 16, 1996)．
{6}对比以下文献：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 of Action (July 12, 1993) (A/Conf/157/23) ;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Regional Meeting for Asia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Bangkok Declaration) (April 2,1993)，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vol. 14(1993)，p. 370。
{7}See Frederick M. Abbot, Christian Breining-Kaufmann, Thomas Cottier, ed.，International Trade and Human Rights：Foundations and Conceptual Issue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Thomas Cottier, Joost Pauwelyn and Elisabeth Burgi，ed.，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See John Jackson, Reflections on the Possible Research Agenda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in Abbott et al.，pp. 19～28.
{9}See 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0} See Ernst-Ulrich Petersmann, Multilevel Judicial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quires a Common Conception of Rule of Law and Justi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0 no. 3 (2007)，pp. 529～551.
{11}See Henry J. Steiner and Philip Als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Context: Law, Politics, Mor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ection E16.
{12}See Jeffrey Barber,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no. 5 (2003)，pp.63～93.
{13}See Ian Barney, Busines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38, no. 3 (2003)，pp. 255～265.
{14}See Bob Frame and Rhys Taylor, Partnerships for Sustainability: Effective Practice？ Local Environment vol. 10 no.3 (2005) pp. 275～298; Douglas A. Kysa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ivate Global Governance, Texas Law Review vol. 83 (2005)，pp.2109～2166.
{15}See Ernst-Ulrich Petersmann,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Defining and Connecting the Two Fields, in Cottier, Thomas, Joost Pauwelyn and Elisabeth Burgi, ed.，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6}See Radu Mares, ed.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A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The Hague: Martins Nijhoff,2004, Introduction ; Henry J. Steiner and Philip Als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Context : Law, Politics,Mor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 16.
{17}See Agata Fijalkowsi, e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7；Henry J. Steiner and Philip Als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Context : Law, Politics, Morals，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0)，Section C.
{18}See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Annual Report2009，http://www.cecc．gov/pages/annual-Rpt/anualRpt09/CECCannRpt2009. pdf;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2008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http://www. ustr. gov/sites/default/files/asset_upload_filel92_15258. pdf.
{19}See Leng J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sTransition Econom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Yu Guanghua, 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and Legal Infrastruc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7.
{20}参见《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
{21}在财产权方面，可以对比以下文献：J. C. Smith and Simon Coval, The Foundations of Property and Property Law, Cambridge Law Journal vol. 35, no. 3 (1986) , pp. 457 ～ 475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合同权方面，参见Pitman B. Potter, Contract Law, in Freshfields (eds.)，Doing Business in China,Huntington NY : Juris, Looseleaf rev. 2007;贺光辉：“围绕治理整顿继续深化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0年第2期。
{22}See Zhang Xianchu, Company Law,in Michael Mosher, ed.，Doing Business in China, Huntington NY:Juris,Looseleaf rev．2009, Chapter 6.3，p. 1～6.3.39-1～6.3.39.42.
{23}参见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于2002年1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5条。
{25}See Trial of Civil Damage Cases Arising from Misrepresentation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Several Provisions;China Latq＆Practice, March 2003，pp. 53～62; Lu Guiping, Comment: Private Enforcement of Securities Fraud Law in China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12(May 2003)，pp. 781～803.
{26}See Zhu Hong Chao, James Chen, China Introduces Statutory Deriva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Supplement: The IFLR Guide to China 2005 (July 1，2005)，http://www. iflr. com/Article/1984802/China-introduces-statutory-derivative-action. html.
{2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2009年11月。
{28}See Roman Tomasic and Jian Fu, Legal regul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s top 100 listed companies, Company Lawyer vol. 27 no. 9 (2006)，p.278.
{29}See Radu Mares, ed.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A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2004.
{30}例如，http://www. chinacsr. com/en/，这个网站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的好处，公开政府部门与商界履行企业责任的行为，鼓励部门与企业自发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31}See Mobo C. F. Gao, On the sharp end of China’seconomic boom-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Rights Forum,Spring 1994, pp. 12～13, 27; Liu Ping, Dying for Development, in China Rights Forum, Fall 1994, pp. 14～15，27．关于有关私有化政策的讨论，参见Andrew G. Walder, China’s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 December 1995，pp. 963～979。
{32}See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05，Section Ⅲ(c)，http://www.cecc.gov/pages/annualRpt/annualRpt05/2005_3c_labor. php＃safetyb.
{33}See Ching-Ching Ni, Wave of Social Unrest Continues Across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Aug. 10, 2006;Richard McGregor, Data show social unrest on the rise in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 29, 2006.
{34}See Risk of social turmoil as number of jobless grows, researcher war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6,2008；Liang Jing, The CPC’s crisis and China’s lease on life, Zhengming(Hong Kong) November 2008；Geoff Dyer, Top Chinese official warns of downturn, Financial Times Nov. 27，2008，http://www. ft. com/cros/s/0/621f0ec4-11dd-9efc-0000779fd18c. html;.Ariana Eunjung Cha, As China’s Jobless Numbers Mount, Protests Grow Bolder: Economic Woes Shining a Light on Social Issues, Washington Post Jan. 13，2009，p. A7.
{35}See Pitman B. Potter and Li Jianyong, Regulating Labour Relations on China. The Challenge of Adopting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shiers du Droit (Universite Laval, 1996)．
{36}例如，冀廷卿：“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经济经纬》1994年第6期；郭翔{音译）：“劳动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法”，载《工人日报》1995年1月5日。
{37}参见同上，郭翔（音译）文。虽然中国承诺遵守关于劳工权益的国际公约，但是中国坚持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因而有些国际劳工标准在中国不适用。参见张左己：“中国劳动立法”，《政法论坛》1994年第6期。
{38}详见《宪法》第33条。
{39}根据1992年《工会法》的规定，工会再次被授权代表劳动职工与企业及其他机构签定集体合同。根据1983年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第26条的规定，基层工会有权代表劳动职工签定集体劳动合同。《工会法手册》，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与第380页。
{40}参见“《劳动法》加强了工会的维护职能”，《工人日报》1995年1月5日；“加强工会改革和建设的巧计”，《工人日报》 1995年1月23日；前注{36},郭翔（音译）文。
{41}See Sarah Biddulph and Sean Cooney, Regulation of Trade 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9 December 199, pp. 255～292.
{42}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载http://www. npc. gov. cn/npc/zfjc/ghfzfjc/2009-10/30/content_1524883.htm，登陆时间：2009年10月30日。
{43}参见“劳动法制建设的里程碑”，载《工人日报》1995年1月9日；“齐心协力推进劳动法制建设”，载《工人日报》1995年1月27日；Cao Min, State vows to protect interests of labourers, China Daily July 8, 1994,p. 1，in FBIS Daily Report-China, July 8，1994，pp. 17～18。
{44}See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 Modernizes：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5}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04 Country Report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China, http://www/state. gov/g/drl/rls/hrrpt/2004/, April 24, 2008.
{46}See Geoff Dyer, China’s labor law raises US concerns, Financial Times(May 2, 2007) http://www. ft. com/cms/s/0/09d35e16-f8c4-11db-a940-000b5df10621, dwp_uuid ＝ 9c33700c-4c86-11da-89df-0000779e2340. html.
{47}See Assessing the New Labor Contract Law, Global Action Jan. 11，2008, http : //flaglobalaction. blogspot.com/2008/0/assessing-new-china-labor-contract-law. html ;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 Harmonized Out of Existence？ China Law Blog(Harris and Moure) Dec. 8, 2008，http://www. chinalawblog. com/2008/12/chinas_new_labor_contract_law 3. html.
{48}参见新华通讯社，Backgrounder: Chronology of China’sHealth Care Reform, 2009年4月6日。
{49}参见《人民日报》英文版，China unveils healthcare guidelines，载http://english. people. com. cn/90001/90776/90785/6630595.html。
{50}参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载http://www. gov. cn/ldhd/2009-10/21/content/1211859. htm，登陆时间：2009年1月21日。
{51}参见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第Ⅵ. B. 5部分，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09年3月13日。
{52}参见新华网，China passes new medical reform plan，载http://news/xinhuanet. com/english/2009-01/21/content_10698501.htm，登陆时间：2009年1月21日；China Daily，Roadmap charted for universal healthcare，载http://english.sins.com/china/2009/0406/231829/html，登陆时间：2009年4月7日；《人民日报》英文版，China unveils healthcare guidelines,载http://english. people. com. cn/90001/90776/90785/6630595. html。
{53}参见新华通讯社，China to se up clinics in every village within 3 years，载http://english. sins. com/china/2009/0406/231866.html，登陆时间：2009年4月7日；China Daily, Roadmap charted for universal healthcare，载http://english.sina.com/china/2009/0406/231829/html，登陆时间：2009年4月7日。
{54}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4月13日发表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载http://www. china.org.cn/archive/2009-04/13/content_17595407. htm。
{55}See Elizabeth Economy, The River Runs Black :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Future: Energy,Food, Environ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 Routledge Curzon, 2004.
{56}See Wang Ying, Half of marine areas polluted, says survey, China Daily, Jan. 10, 2006.
{57}See Jonathan Watts, Satellite data reveals Beijing as air pollution capital of world, The Guardian Oct. 31，2006；Li Zijun, Filthy Air Choking China’s Growth, Olympic Goals, Worldwatch Institute Feb. 14, 2006.
{58}Se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China Floods Appeal no. 18/2003 22 July 2003；Lester R. Brown and Brian Halweil, The Yangtze Flood：The Human Hand, Local and Global, Worldwatch Institute Aug. 13，1998.
{59}See Emily Yeh and Joanna I. Lewis, State Power and the Logic of Reform in China’ s Electricity Sector, in James H. Williams and Navroz K. Dubash (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lectricity Reform in Asia, Pacific Affairs vol.77 no. 3 (Special Issue-Fall 2004）， pp. 437～466.
{60}胡锦涛：Chinese President delivers speech at G20 meeting, People’s Daily Online Oct. 15，2005；华建敏：“加强清洁发展合作守护人类共同家园”，在“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部长级启动会上的演讲，2006年1月12日。
{61}See Steve Lewis, Climate fun’s ＄100m kickstart, The Australian Jan. 9, 2006.
{62}See Chan Sin-sin, Wen warns that growth must be sustainab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4, 2005.
{63}参见“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5年12月3日；China Offers environmental plan: focus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ed Press Feb. 15，2006; The Greening of China, The Economist, Oct. 20, 2005。
{64}See Brahm, Lawrence, Counting the costs of grow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7, 2006.
{65}See Li Zijun, China’s Renewable Engergy Law Takes Effect: Pricing and Fee-Sharing Rules Announced,Worldwatch Institute Jan. 18，2006.
{66}参见王泠一：《节约型社会中的上海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7}参见新华通讯社：“环保总局指出我国环保立法目前存在五大缺失”，2005年5月17日。
{68}例如Huang Yashe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Christopher McNally, China’sEmergent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ism in the Dragon’s Lair（London: Routledge, 2008）。
{69}See Pitman B. Potter, Globalization and Business Regulation in Local Context, in Potter and Biukovic, ed.，A Guide to Business Law in Asia（Markham ONT: Lexis/Nexis, 2008），pp. 4～19.
{70}See Pitman B. Potter, Selective Adap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Perspectives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1 no. 2 (2006).
{71}See Central Party School-Five Cancers Secret China, http://www. secretchina. com/news/299484. html.
{72}参见《合同法》全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2月9日；《民法通则》全文；对以上法规的评论，参见Pitman B. Potter, Contract Law, in Moser and Yu（eds.），Doing Business in China （Huntington NY: Juris, Looseleaf rev. 2007）；Trebilcock, Michael and Jing Leng, The Role of Formal Contract Law and Enforce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92 no. 7（Nov.2006），pp. 1517～1580 。
{73}See Pitman B. Potter, Globalization and Business Regulation in Local Context, in Potter and Biukovic, ed.，A Guide to Business Law in Asia（Markham ONT: Lexis/Nexis, 2008），pp.4～19.